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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1月11日，日本内阁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在NHK节目里语气激动，她声称中国最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只针对我国，与国际惯例大相径庭，无法容许”。 就在几天前，1月7日，内阁秘书长木原稔也在记者会上用了“绝对无法容许”这个强烈的措辞。 日本外交部的高官更是直接找到了中国驻日使馆提出抗议。

  让他们如此气急败坏的，是中国商务部在1月6日发布的一则公告。 公告说，从即日起，禁止对所有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两用物项。 这里的“两用物项”，指的是既能民用也能军用的商品、软件和技术。 中国的管制清单上，这样的项目大约有1100项。

  公告没有点明具体是哪些物项，但这恰恰是让日本最紧张的地方。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和行业分析，这份“隐形清单”很可能包含了日本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和军工领域极其依赖的关键物资。 首当其冲的就是稀土，特别是用于高性能电机、精密制导武器的重稀土，比如镝、铽、钆。 还有用于半导体和先进雷达的镓、锗，以及一系列特种化学品和高精度机床。

  1月10日，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中国的国有稀土企业已经通知部分日本客户，不再签订新的销售合同，甚至考虑终止现有合同。 这立刻触动了日本产业界最敏感的神经。 时间拨回到2010年，当时因为事件，中国曾对日本断供稀土三个月，导致日本相关产业一度瘫痪。 在那之后，日本花了十五年时间，拼命寻找替代来源，想把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度降下来。 结果呢？ 从当初超过90%的依赖度，到2026年，也只降到了大约60%。 而且，最容易替代的轻稀土供应有所缓解，但核心技术离不开的重稀土，其精炼和提纯环节，几乎仍然被中国牢牢握在手里。

  这次禁运，字面上看是冲着“日本军事用户”去的。 但公告里紧跟的那句话——“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一下子就把范围变得无比宽泛。 更关键的是，什么叫“有助于提升军事实力”？ 这个最终的解释权，白纸黑字，掌握在中国手里。 这才是悬在日本头顶、不知何时会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日本为什么这么怕“解释权归中国”？ 这得看看日本的工业结构。 日本的军工生产，从来就不是像一些国家那样由几家纯粹的军火公司包办，而是深深嵌入在庞大的民用工业体系之中。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民用工业巨头，同时就是自卫队装备的核心制造商。

  比如说三菱重工。 它造空调、造叉车，但也造F-2和F-15J战斗机，造“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这些主力宙斯盾驱逐舰，10式主战坦克的底盘也是它的手笔。 再比如川崎重工，造摩托车、造工程机械，但它同样是日本C-2运输机、P-1反潜巡逻机以及“苍龙”级、“大鲸”级潜艇的主承包商。

  还有石川岛播磨重工，它是全球领先的船用和工业用燃气轮机制造商，同时，海上自卫队几乎所有驱逐舰的燃气轮机动力包，都来自此公司。 小松制作所，马路上常见的挖掘机、推土机上有它的标志，而陆上自卫队的装甲工程车、步兵战车，不少也出自小松。 日本制钢所，世界顶级特种钢材供应商，但它另一个身份是日本唯一的坦克火炮制造商，90式和10式坦克那门120毫米滑膛炮，就是它的产品。

  至于电子和信息系统方面，三菱电机、日本电气、富士通、东芝，这些名字既出现在家电卖场和电脑城，也出现在自卫队的指挥控制管理系统、雷达和电子战设备里。 甚至像丰田、日产这样的汽车公司，也为自卫队提供军用高机动车。 换句话说，日本的工业精华，特别是高端制造部分，几乎都和“军事潜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中国严格按照字面意义，并且手握最终解释权来执行这份禁运，那么从三菱、川崎，到小松、日钢，再到三菱电机、日本电气，这些巨头都可能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来自中国的关键原材料或核心部件，而陷入麻烦。 这种打击不是针对一两家军工厂，而是对着日本整个工业脊梁来的。

  稀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它被称为“工业维生素”。 日常生活中，从智能手机的振动马达、汽车的电动转向助力，到节能电梯的永磁电机，不能离开稀土永磁材料。 在军事领域，高性能稀土永磁体是精确制导武器、战机雷达、潜艇声呐、驱逐舰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核心材料之一。 尤其是重稀土元素，对于在高温、剧烈震动等极端环境下保持磁体的稳定性很高至关重要。

  日本在稀土应用技术上是世界顶尖的，但其资源命脉却握在别人手里。 据产业数据，日本用来制造高性能钕铁硼永磁体的重稀土，超过70%依赖从中国进口。 如果这条线被掐断，日本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正在全力发展的电动汽车）、机器人产业、高端数字控制机床，以及上面提到的众多军工项目，都会面临原材料断供的危机。 这不仅仅是涨价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

  中国现行有效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涵盖了九百多个项目，分属十个大类。 除了稀土，还有一些不那么出名但同样关键的材料。 比如钨粉，它是制造穿甲弹芯、发动机耐高温部件的重要原料。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钨供应国。 再比如“端羟基聚丁二烯”，这一个名字很拗口，但它是一种重要的固体火箭燃料粘合剂。 日本在航天发射和导弹技术上都离不开它，而其主要进口来源地也是中国。

  木原稔在1月7日的记者会上特意提到，“目前尚无法确定管制是否涵盖稀土”。 这句话本身就透露出日方的焦虑和不确定性。 他们要揣摩中方的意图和下一步动作。 这种“不确定”带来的恐慌，有时比明确的打击更让人难受。 企业不敢做长期规划，供应链随时有可能中断的风险，会迫使它们寻找替代方案，但短时间内又找不到，这种煎熬对产业的伤害是慢性的，也是深远的。

  日方称中国的措施“与国际惯例大相径庭”。 但中方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法理表述。 中国的立场基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这些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必须被解除武装，其战争潜力应当被彻底消除。 中方认为，日本任何旨在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突破“专守防卫”的举动，本身就不符合这些战后安排。 因此，中国作为战胜国和相关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有权利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日本再次获得威胁地区和平的军事实力。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出口管制，不仅仅是贸易措施，更是一种基于战后国际法的“规制”行为。 它瞄准的，正是日本那些能够迅速转化为军用的先进工业能力。 中方手握的解释权，其法理基础就来源于此。 你日本哪些民用技术可能“有助于提升军事实力”，我作为有权利监督你“非军事化”的一方，拥有最终的判定权。

  日本并不是没有想过反制。 一些日本媒体和专家觉得，日本可以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用的高端光刻胶、特种气体等关键化学品，这些也是中国芯片产业的软肋。 然而，这种反制手段的效果正在打折扣。 中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瓶颈，并且正在加速推进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国产化。

  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就在2025年底，中国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日本的半导体用化学品“二氯二氢硅”进行反倾销调查，指出其低价销售冲击了中国本土产业。 这表明，中国不仅在使用出口管制工具，也在利用贸易救济手段，提前削弱日本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反制能力。 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国家推动科技自立的决心，使得日本特别难找到一个能对中国构成对等威慑的“王牌”产品。

  回顾历史，日本对中国的类似制裁并不陌生。 2010年的稀土禁运给日本上了一课。 2026年的这次，范围和深度都远超当年。 它不再仅仅是针对某一孤立事件的短期惩罚，而是指向一个长期、系统的战略目标：用清晰的规则和实实在在的供应链压力，划出红线，明确告诉日本，哪些事情是做不得的。

  韩国的例子就摆在眼前。 过去几年，韩国因为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此后，韩国政界和商界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与中国为敌是韩国不可触碰的红线”。 日本现在面临的，是中国在运用更成熟、更精准的工具，传递同样清晰的信号。 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中国的供应链愿意为世界服务，但前提是，不能有人一边享受这种红利，一边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高市早苗和木原稔口中的“无法容许”，更像是一种面对无法抗拒压力时的情绪宣泄。 日本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和地理政治学现实，决定了它在这场由“解释权”主导的规制面前，选择空间非常有限。 他们能够抗议，可以试图寻找替代来源，但那些需要一些时间，而日本的许多高端产业，每一天不能离开从中国进口的关键材料。 这就是当今国际现实中，规则优势与供应链实力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力。